稳住关键之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化“逆周期调节”

添加时间:2018/12/28 15:11:57

 

    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19-21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视经济下行压力,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同时,会议提出“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类似表述在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从未有过。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稳扎稳打’。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交通银行(5.610, -0.04, -0.71%)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依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减税降费,此外,“定向松动将会成为2019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

  此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2019年定义为关键之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以强化逆周期调节为方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上的作用不可替代,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归根结底需要依靠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强化宏观“逆周期调节”

  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逆周期调节”首次出现在会议报告中:“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

  “当前内外需求都处于下行周期,宏观政策需要发挥逆周期条件的作用。”连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会议提到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个稳”,其目的就在于提振市场信心,保持2019年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连平进一步指出,2018年备受瞩目的财政政策,将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挑起2019年“稳经济”的重担。

  自今年7月国常会定调“促投资、稳增长”以来,2018年全国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调至2.6%,同时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新增计划提高到13500亿元(2017年为8000亿元)。据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同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率预计会上升到3%左右。”连平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财政赤字率的上升将从支出与收入两项中体现:“一方面,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促进生产扩展和供给增加。”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仅是市场长久以来的呼声,也是中央决策层这四个月以来一直强调的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1220日,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瑞标表示,将围绕减税降负深入推进税制改革,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研究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的减税降负措施,进一步促进税负公平,鼓励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大规模减税降费不仅有效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也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的需要,“考虑到资源的流动性需要减税降费,现在国际上纷纷提出减税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税费是企业成本之一,所以2019年需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杨志勇强调,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减税降费还要优化减税方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应当采取相对直接的减税方式,减少获得减税资格的约束条件,避免政策上减税但征管上却落实不了的情况”。

  “增值税改革已经讨论多年了,或许会成为明年减税的重头戏。”连平在采访中提出,通过推进增值税改革、下调增值税税率以及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支出、科技创新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优惠,将能够大幅度降低制造业、零售业和中小微生产企业的整体税负。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减税降费除了在企业端进行,个人端也应向前推进:“在外部大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扩大内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很重要的方面,就需要财政部门进一步减税降费,对个人负担的减轻应当继续被重视。”董希淼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

  货币政策不见“中性”表述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的货币政策更强调“中性”,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不见“中性”二字,具体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去年是“关注货币政策供给总闸门”,今年则强调“松紧适度”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去年强调“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今年是“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这或许意味着2019年央行货币政策将有所放松,并在“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意味着货币政策已经从偏紧到有所松动的转变。”连平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该表述基本延续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货币政策基调,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松,流动性将会维持合理适度区间。

  自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继11月上旬习总书记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多家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密集出台关于帮助小微企业融资的系列政策与措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最重要是把握好松紧适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政策的执行中应当注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统筹协调好加强金融监管、结构性去杠杆、防风险、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内的多个目标,从根本上改变流动性偏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另一方面,从稳增长的视角看,同样要采取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董希淼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目前市场流动性已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使流动性能够更有效率地注入实体企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等支持服务。

  事实上,今年以来,银行间市场资金全面改善,货币市场利率相比2017年大幅降低:以被视作资金宽松程度DR007(七天回购利率)为例,该数据中枢今年以来下行约25BP2.6%左右,这一数字甚至多次跌破7天期央行逆回购操作利率。

  “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将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有效疏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去。”连平在采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疏导,而让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徘徊在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就可能会出现类似“堰塞湖”状态,导致部分流动性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如房地产领域,“尽快疏通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于防范融资杠杆上升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以来,监管部门已经提出一系列措施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不少金融机构也正在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措施。”董希淼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何让银行在保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合理流动性的基础上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政策工具仍有许多可以引导与作为的空间。

  “制度型开放”接轨国际规则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明年将以七项重点工作“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会议首次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如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等。

  “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大多是依靠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并通过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发挥作用。但当前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促数量型开放向质量型开放升级势在必行。”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原来的开放,更多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注重配置对象的本身。比如商品与要素,要素包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是“就事论事”式的管理,确实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相比这种配置的效率,通过制度型开放管理的企业进出口自由度更高。“未来注重管理规则,在规则里进口什么、出口什么和如何配置都是企业自己的事,都让企业自己去判断。从而进一步推动进出口自由度,推动更高水平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白明说道。

  “从中国加入WTO的经验看,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行业和领域,大都发展较好、竞争力不断增强。”连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加大开放力度,不仅能够“引资”,更能够“引智”与“引制”,最终体现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经营效率的改进、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持。